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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TLA:免疫治療新興靶點——洞察腫瘤與自身免疫病的新視角

日期:2025-11-18 17:14:08


1. BTLA在免疫調節中的新興作用

免疫檢查點抑制劑(ICIs)的出現標志著腫瘤治療的重大突破,通過激活宿主免疫系統對抗腫瘤,顯著改善了多種癌癥患者的預后 [1]。然而,ICIs面臨響應率不高、免疫相關不良事件(IrAEs)及腫瘤耐藥等挑戰 [2-4],促使科研人員持續探索新的免疫檢查點分子以優化治療策略 [5]

B和T淋巴細胞衰減器(BTLA,亦稱CD272)是近年來發現的共抑制性受體,屬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員,在維持免疫穩態中發揮關鍵作用,主要介導B細胞和T細胞的免疫衰減 [6,7]。與部分激活后上調的共抑制受體不同,BTLA在靜息T細胞上即組成性表達,且在外周淋巴組織中表達水平較高,提示其可能在T細胞發育早期參與自身耐受的建立 [8]。BTLA廣泛表達于B細胞、CD4+與CD8+ T細胞以及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(pDCs),在健康個體中呈現高蛋白表達 [9]

BTLA的異常表達或功能障礙與多種疾病相關。例如,在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(CLL)患者中,CD4+與CD8+ T細胞表面BTLA表達顯著升高,且高水平BTLA與較短治療起始時間相關,提示其促進T細胞耗竭并限制抗腫瘤免疫應答 [10]。此外,BTLA基因的功能性單核苷酸多態性(SNP),如590C位點,與類風濕關節炎(RA)易感性顯著相關,攜帶該等位基因的患者發病更早,且該突變型BTLA在Jurkat T細胞中喪失對IL-2產生的抑制能力,進一步證實其在自身免疫保護中的作用 [11]。在系統性紅斑狼瘡(SLE)中,HVEM蛋白水平下降而BTLA相對穩定,提示BTLA激動劑可能為低HVEM表達的SLE患者提供治療新思路 [9]

鑒于BTLA在免疫調控及疾病進展中的核心地位,深入研究其機制與臨床應用具有重要價值。本文旨在全面梳理BTLA的分子背景、作用機制、信號通路、相關疾病及藥物研發進展,展望其在免疫治療領域的潛力。


2. BTLA的分子結構、表達調控與配體互作

2.1 BTLA分子結構與胞內信號基序

BTLA屬于B7-CD28家族抑制性免疫檢查點受體,其抑制功能主要依賴胞內段所含免疫受體酪氨酸抑制基序(ITIM)和免疫受體酪氨酸轉換基序(ITSM)。這些基序在酪氨酸磷酸化后,可特異性招募含SH2結構域的磷酸酶SHP1和SHP2,進而啟動負向信號轉導[13,14]。

BTLA的ITIM基序在招募SHP1時起主導作用,尤其通過其N端SH2結構域(nSH2)實現高親和力結合[13]。與PD-1主要經ITSM基序結合SHP2的C端SH2結構域(cSH2)不同,BTLA的ITIM中磷酸化酪氨酸后第一位氨基酸的分子體積對SHP1招募具有“鐘形”依賴性,結構差異決定其效應蛋白選擇性[13]。突變BTLA胞內酪氨酸基序可減少SHP-1/2招募,同時保留Grb2結合能力,從而增強NFAT信號通路,提升T細胞體內持久性與抗腫瘤功能[12]。這些發現揭示BTLA胞內基序結構對其抑制功能及治療開發具有決定性意義。

2.2 BTLA在免疫細胞中的表達與調控

BTLA在健康個體中高表達于B細胞、CD4+與CD8+ T細胞及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(pDC)[9],提示其在免疫穩態中的廣泛作用。在疾病狀態下,BTLA表達模式發生改變。例如,在非小細胞肺癌(NSCLC)中,腫瘤細胞BTLA高表達與淋巴結侵犯、晚期分期及不良無復發生存期(RFS)相關 [15]。肺腺癌中也觀察到BTLA顯著過表達 [5]

T細胞發育過程中,BTLA在胸腺中表達較低,而在外周T細胞中顯著升高,與CD5表達呈負相關 [8]。BTLA通過自身信號(非HVEM配體)調控CD4 T細胞中CD5水平,對新生成T細胞建立自身耐受至關重要。BTLA缺陷的胸腺遷出細胞(RTE)會引發多器官自身免疫疾病,突顯其在外周耐受中的作用 [8]

表觀遺傳調控亦影響BTLA表達。啟動子區CpG位點(如cg24157392、cg03995631)低甲基化與BTLA mRNA和蛋白表達上調相關,預示黑色素瘤患者更長總生存期(OS)及更高免疫細胞浸潤水平,可作為免疫治療響應與預后的生物標志物 [16]。此外,T細胞譜系蛋白THEMIS作為BTLA信號“調節器”,賦予T細胞抵抗BTLA介導的抑制,促進T細胞發育與維持 [17],顯示細胞內因子對免疫檢查點功能的精細調控。

2.3 BTLA主要配體HVEM及其雙向信號

BTLA的主要生理配體為皰疹病毒侵入介質(HVEM,亦稱TNFRSF14),屬于腫瘤壞死因子受體(TNFR)家族 [18-20]。BTLA與HVEM結合構成關鍵抑制性免疫檢查點,調控T細胞與B細胞免疫應答,其阻斷被視為腫瘤治療新策略 [21]。

HVEM作為多功能受體,還可與LIGHT(TNFSF14)及CD160等配體結合,形成共刺激或共抑制信號網絡 [22,20,23]。在類風濕關節炎(RA)患者中,T淋巴細胞上HVEM與LIGHT表達下降,BTLA上升,提示該通路參與RA發病 [24]。CD160基因多態性亦與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(AITD)如格雷夫斯病易感性相關,凸顯CD160/HVEM/LIGHT/BTLA通路在自身免疫中的關鍵地位 [25]

BTLA-HVEM軸可介導雙向信號:BTLA向T細胞傳遞抑制信號,HVEM則向表達其的細胞傳遞信號 [18,22]。兩者可在同一細胞表面以順式(cis)結合,阻斷其他配體與HVEM的反式(trans)結合,降低共刺激活性,但BTLA抑制作用仍得以保留[22]。反式結合則是不同細胞間BTLA與HVEM的相互作用,為主要抑制途徑 [21]。針對HVEM-BTLA順式復合物的定量檢測方法已建立,為深入研究其功能調控提供工具 [18]

在肝膽損傷模型中,HVEM或BTLA缺陷小鼠在DDC誘導后出現更重損傷與修復障礙,伴隨腸道菌群與IgA反應失調,提示該信號軸通過調控腸道微生態限制肝損傷 [26]。在抗病毒免疫中,HVEM-BTLA雙向共刺激系統驅動記憶CD8 T細胞分化,缺陷會削弱效應CD8 T細胞存活與免疫記憶形成 [23]

腫瘤微環境中,黑色素瘤相關成纖維細胞(MAFs)通過上調HVEM等抑制性受體抑制CTL活性 [27]。靶向HVEM的單抗在體外與體內均顯示抗腫瘤效果,增強T細胞活化并降低耗竭 [19,20,28]。在CAR-T療法中,敲除BTLA可減少SHP-1/2募集,增強CAR-T細胞抗腫瘤功能 [12],突顯BTLA-HVEM軸作為治療靶點的重要價值。

2.4 其他潛在配體與進化保守性

BTLA配體結合特性在進化上呈現多樣性。在斑馬魚中,研究發現存在PD-L1/BTLA共抑制軸,可能作為哺乳動物PD-L1/PD-1軸的進化替代 [29]。在愛德華氏菌感染中,斑馬魚PD-L1(DrPD-L1)與BTLA(DrBTLA)在MHC II+巨噬細胞與CD8+ T細胞上上調,兩者間具有高親和力(KD = 5.68 nM)。阻斷該相互作用可增強CD8+BTLA+ T細胞對感染巨噬細胞的殺傷,降低病原體免疫逃逸 [29]。該原始檢查點軸在硬骨魚類中調控CD8+ T細胞活化,顯示BTLA在免疫調控中的古老進化根源。

盡管PD-1近年來被認為僅存在于四足動物,但數據庫分析顯示其在硬骨魚與軟骨魚中亦存在 [30]。PD-1及其配體在進化中保守的細胞外與細胞內結合模式及糖基化位點,支持其古老起源,提示免疫檢查點機制在物種間的保守性與適應性。


3. BTLA信號轉導與免疫抑制機制

3.1 ITIM/ITSM磷酸化與SHP1/SHP2招募

BTLA在T細胞活化后,其胞內ITIM與ITSM基序發生酪氨酸磷酸化,進而招募SHP1與SHP2磷酸酶,抑制T細胞早期活化與功能 [12,14,31]。與PD-1偏好經ITSM招募SHP2不同,BTLA主要通過ITIM基序優先招募SHP1 [13]。結構研究表明,ITIM中磷酸化酪氨酸后第一位殘基的分子體積對SHP1招募具鐘形依賴性,BTLA該位點為丙氨酸,利于與SHP1的nSH2結構域穩定結合 [13]。PD-1則因該位點為甘氨酸,其ITIM在SHP1招募中作用較弱;替換為丙氨酸后可增強與SHP1互作 [13]。PD-1對SHP2的招募需ITIM與ITSM共同參與,分別結合SHP2的nSH2與cSH2,誘導構象變化激活SHP2磷酸酶活性 [32,33]。盡管SHP1與SHP2在抑制初始T細胞向效應與記憶表型分化中存在功能冗余,但SHP1通常占主導 [34]。BTLA與PD-1在SHP酶招募上的差異,體現免疫檢查點受體對下游信號通路的精準調控。

3.2 對T細胞活化、增殖與分化的影響

BTLA通過招募SHP1與SHP2,對T細胞受體(TCR)信號通路關鍵分子如CD3ζ、ZAP70與Lck進行去磷酸化,阻斷TCR早期信號,抑制T細胞活化、增殖及細胞因子產生 [17]。在哮喘模型中,BTLA激動劑通過SHP-1依賴性方式抑制NF-κB信號,減少Th17細胞數量與IL-17水平,緩解氣道高反應性與肺部炎癥 [35]。CLL患者T細胞中BTLA高表達導致IL-2與IFN-γ產生下降,限制抗腫瘤應答 [10]。BTLA基因多態性(如590C SNP)可削弱其對Jurkat T細胞IL-2產生的抑制,參與自身免疫病發生 [11]

在T細胞分化方面,SHP1與SHP2共同抑制初始T細胞向效應與中央記憶表型分化 [34]。BTLA在T細胞發育早期通過信號傳導調控CD5表達,CD5水平升高與自身肽-MHC識別增強相關,表明BTLA參與建立新生成T細胞的自身耐受 [8]。BTLA缺陷RTE引發多器官自身免疫,依賴CD4 T細胞與MHC II類分子 [8]。在抗病毒免疫中,CD8α+樹突狀細胞表達的BTLA可作為反式激活配體,經T細胞上HVEM傳遞共刺激信號,驅動記憶CD8 T細胞分化與存活 [23],顯示BTLA-HVEM軸在免疫記憶中的關鍵作用。

3.3 對B細胞、NK細胞與巨噬細胞功能的影響

BTLA亦表達于B細胞、NK細胞與巨噬細胞,參與調控其功能。在結直腸癌(CRC)中,BTLA表達與幼稚B細胞、記憶B細胞等浸潤水平相關,提示其在B細胞介導免疫中的潛在作用 [36]。盡管直接證據尚少,推測BTLA可能通過類似T細胞的機制抑制B細胞活化、增殖與抗體分泌。CLL中BTLA失調主要影響T細胞,其對B細胞本身的作用仍需深入探索 [10]

在腎小球腎炎模型中,BTLA通過抑制致病性T細胞并促進調節性T細胞(Treg)擴增,發揮腎臟保護作用 [37]。在CRC中,BTLA表達與靜息NK細胞浸潤相關,并參與NK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通路 [36]。單核細胞、M0與M1型巨噬細胞浸潤亦與BTLA表達相關,提示BTLA可能通過調控巨噬細胞極化與功能影響腫瘤微環境 [36]。BTLA如何直接調節這些細胞的具體機制,仍是未來研究重點。

3.4 BTLA與其他免疫檢查點的交叉調控

BTLA與PD-1、CTLA-4、TIGIT、LAG-3、TIM-3等免疫檢查點共同構成復雜調控網絡。在Sézary綜合征中,腫瘤T細胞上BTLA、FCRL3與TIGIT表達上調,而LAG-3+細胞減少,顯示不同受體在疾病中表達模式的異質性 [38]。NSCLC中BTLA與LAG-3、TIGIT、CTLA-4、PD-1等均上調,但腫瘤亞群呈現不同免疫檢查點基因表達譜,提示免疫逃逸機制的異質性 [5]。膽道癌(BTC)患者中,CD8+BTLA+ T細胞高頻率與更好總生存期相關,而CD4+TIM3+與CD8+VISTA+ T細胞變化與不同臨床結局相關,凸顯各檢查點在預后中的獨特作用 [39]

聯合靶向多個檢查點可產生協同效應。在小鼠胰島移植模型中,CTLA4Ig與抗BTLA單抗聯用可實現移植物長期存活,誘導供體特異性耐受 [40]。工程化樹突狀細胞(DCs)共表達CTLA-4、PD-1與BTLA配體,可有效抑制CD4+ T細胞增殖與促炎細胞因子,增加Treg頻率,抑制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 [41]。腫瘤微環境中,MAFs通過精氨酸酶活性上調TIGIT與BTLA,抑制CTL功能 [27];CD47阻斷可減少耗竭性BTLA+ CD4+ T細胞,促進NK與CD8+ T細胞擴增 [42]。在信號層面,T細胞特異性缺失SHP1與SHP2雖可抑制初始T細胞分化,但同時缺失會導致腫瘤控制不佳且對PD-1阻斷無響應,揭示SHP1/SHP2在維持T細胞存活與腫瘤免疫中的關鍵作用 [34]。這些研究共同表明,BTLA與其他免疫檢查點存在復雜交叉調控,深入理解其相互作用對開發聯合免疫療法至關重要。

3.5 BTLA表達的精細調控機制

BTLA表達受表觀遺傳、細胞內因子及微RNA等多層次調控。啟動子區特定CpG位點低甲基化與BTLA mRNA和蛋白高表達相關,預示黑色素瘤患者更好預后與更高免疫細胞浸潤 [16]。CD5與BTLA在胸腺與外周呈負相關表達,BTLA通過自身信號調控CD5水平,參與自身耐受建立 [8]。THEMIS作為BTLA信號“變阻器”,限制其抑制作用,促進T細胞發育與維持 [17]。在CLL中,miR-155-5p上調可部分降低B細胞BTLA蛋白水平,但在T細胞中沉默miR-155-5p未顯著改變BTLA表達,提示其調控具有細胞類型特異性,為靶向miR-155-5p的免疫治療提供依據 [43]


4. BTLA在疾病中的作用與生物標志物潛力

4.1 BTLA在腫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

BTLA在多種腫瘤中高表達,與患者預后不良及免疫逃逸相關。泛癌分析顯示,約19%腫瘤存在BTLA RNA高表達,且與PD-1、CTLA-4、HVEM、CD160等檢查點獨立相關 [44]。在骨肉瘤中,可溶性BTLA(sBTLA)與肺轉移及疾病進展風險顯著相關,具生物標志物潛力 [45]

在非小細胞肺癌(NSCLC)中,腫瘤細胞BTLA高表達與淋巴侵犯、晚期分期及較差無復發生存期(RFS)和總生存期(OS)相關 [15]。口腔鱗癌(OSCC)中BTLA表達上調,與PD-1、PD-L1、PD-L2、CD96等正相關,構成局部免疫檢查點網絡 [47]。前列腺癌中HVEM與BTLA mRNA高表達預示較差無進展生存期 [19]。CLL患者T細胞BTLA表達升高,CD4+ T細胞高BTLA與較短治療起始時間相關[10]。蕈樣肉芽腫(MF)進展期,耗竭性BTLA+ CD4+ T細胞在腫瘤周圍密度增加,形成抑制性微環境 [42]。Sézary綜合征(SS)腫瘤T細胞中BTLA、FCRL3、TIGIT表達上調[38]。膽道癌(BTC)中CD8+BTLA+ T細胞高頻率與更好總生存期相關,顯示BTLA在不同腫瘤背景下的作用復雜性 [39]

結直腸癌(CRC)中BTLA在腫瘤組織表達低于正常組織,低BTLA與較差總生存期相關,被列為有利預后因素 [36]。黑色素瘤中BTLA啟動子低甲基化導致高表達,預示更長總生存期及更好免疫治療響應 [16],與通常認為BTLA為抑制分子的觀點形成對比,提示其功能具有腫瘤類型特異性。

4.2 BTLA在自身免疫病與炎癥反應中的作用

BTLA在維持自身免疫耐受中起關鍵作用,其基因多態性、異常表達或功能缺陷與多種自身免疫病相關。

類風濕關節炎(RA)中,BTLA基因590C SNP與疾病易感性及早發相關,該突變型BTLA在體外喪失對IL-2產生的抑制能力 [11]。AI分析顯示BTLA與PADI4、FCGR3、TNFRSF1B、ITGAV等RA候選基因存在互作網絡 [50]。盡管RA患者循環T細胞BTLA表達比例升高,但HVEM與LIGHT表達下降 [24],提示BTLA-HVEM-LIGHT通路失衡可能導致有效免疫抑制不足,參與疾病進展。

系統性紅斑狼瘡(SLE)患者BTLA蛋白水平與健康人相當,但HVEM蛋白顯著降低,且HVEM基因表達與疾病活動度負相關 [9],為BTLA激動劑治療低HVEM表達SLE提供依據。

干燥綜合征(SjS)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BTLA、HVEM、CD160表達及共表達頻率降低,T細胞上BTLA/HVEM與CD160/HVEM共表達減少,表明該軸在SjS中失調,可能成為治療靶點 [51]。早期研究未發現BTLA 590C SNP與SLE或SjS易感性相關 [11],提示BTLA基因多態性在不同自身免疫病中作用模式不同。

強直性脊柱炎(AS)與中國漢族人群BTLA基因rs2171513多態性相關 [54]。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(AITD)如格雷夫斯病與CD160基因rs744877多態性相關,凸顯CD160/HVEM/LIGHT/BTLA通路在自身免疫中的作用 [25]

在動脈粥樣硬化中,BTLA激動劑抗體(3C10)治療可減輕病變,減少濾泡B2細胞,增加調節性B細胞與T細胞,增強斑塊膠原含量,提示其穩定斑塊作用 [55]。實驗性腎小球腎炎中,BTLA缺陷加重腎炎,而BTLA激動劑抗體通過抑制致病性Th1細胞、促進Treg擴增減輕腎臟炎癥,保護腎功能 [56,37]。這些發現表明BTLA信號在限制腎臟炎癥中具重要意義,抗體調節BTLA可能成為人類腎小球腎炎的治療策略。

4.3 BTLA在感染與其他病理過程中的作用

在HTLV-1感染中,病毒蛋白HBZ抑制感染細胞與ATL細胞BTLA與LAIR-1表達,增強TIGIT與PD-1表達但削弱其抑制功能 [52]。HBZ通過與THEMIS互作阻礙SHP-2與PD-1共定位,削弱PD-1與TIGIT信號,促進T細胞增殖 [52]。HAM/TSP患者血清及HTLV-1來源細胞外囊泡(EVs)與外泌體中sBTLA、LAG-3、PD-L2等可溶性免疫檢查點分子升高 [49],這些外泌體攜帶BTLA可損害健康CD8 T細胞功能 [49]。HBZ敲低減少EVs釋放與免疫檢查點分子分泌,提示其在HTLV-1神經炎癥中通過外泌體介導免疫調節 [49]

在哮喘模型中,BXD75小鼠表現中性粒細胞偏斜、類固醇抵抗及Th17細胞升高,肺部CD4+ T細胞HVEM表達增加、BTLA降低,NF-κB信號增強 [35]。BTLA激動劑可減輕氣道高反應性與肺部炎癥,體外通過SHP-1介導抑制NF-κB,減少Th17細胞與IL-17 [35],提示BTLA激動劑可用于類固醇抵抗性哮喘。

斑馬魚中存在的PD-L1/BTLA檢查點軸在愛德華氏菌感染中調控CD8+ T細胞活化,阻斷該軸可增強CD8+BTLA+ T細胞對感染巨噬細胞的殺傷,降低病原體逃逸 [29],表明BTLA在進化早期已參與抗感染免疫。

危重癥患者免疫抑制狀態與HVEM/BTLA共表達增加相關,小鼠模型及患者循環淋巴細胞中CD3+淋巴細胞HVEM+BTLA+共表達升高,與TNF-α水平正相關,提示其參與免疫抑制發生 [48]。HVEM表達可增強異體骨髓間充質干細胞(allo-MSCs)免疫抑制與骨生成能力,促進股骨缺損模型中新骨形成 [31]。HVEM-BTLA信號在DDC誘導肝損傷中通過調節腸道菌群與IgA反應限制肝損傷 [26]。這些研究揭示BTLA在感染、炎癥及多種生理病理過程中的廣泛調節功能。

4.4 可溶性BTLA(sBTLA)作為疾病生物標志物

可溶性BTLA(sBTLA)作為循環生物標志物,在腫瘤等疾病診斷與預后評估中展現潛力。基底細胞癌(BCC)患者血漿sBTLA水平低于健康對照,而sCTLA-4、sLAG-3、sPD-1、sPD-L1、sTIM-3等升高 [4],提示sBTLA在BCC免疫微環境中作用獨特。

骨肉瘤(OS)中,sBTLA與sPDL2、sCD27共同與肺轉移風險相關,sBTLA與sTIM3與疾病進展風險相關 [45]。基于sBTLA、sPD-1、sTIM-3、sPDL2的免疫亞型可區分無進展生存期(PFS)與無肺轉移生存期(LMFS)不同患者,提示sBTLA在OS預后與免疫治療指導中的價值。

NSCLC患者化療組與PD-1阻斷治療組血漿中sBTLA與其他可溶性免疫檢查點分子(如sCD27、sCD28、sPD-1、sPD-L1)升高 [46],反映腫瘤負荷或治療誘導免疫反應。sBTLA作為多標志物面板一部分,在評估NSCLC侵襲風險中具潛力 [3]。細胞表面BTLA在NSCLC中與淋巴浸潤、晚期分期、PD-L1高表達及不良預后相關 [15],提示可溶性與膜結合形式BTLA可能發揮互補預后作用。

膽道癌(BTC)中CD8+BTLA+ T細胞高頻率與更好總生存期相關 [39],間接支持sBTLA在該病中的研究價值。前列腺腺癌中HVEM與BTLA mRNA高表達與較差無進展生存期相關 [19],印證該軸在腫瘤進展中的作用。

sBTLA在不同腫瘤中水平變化與預后關聯呈現異質性,可作為單一或組合生物標志物,為癌癥早期診斷、進展監測、治療反應評估及個體化免疫治療提供液體活檢信息。其具體機制、最佳檢測時機及與膜結合型BTLA互作復雜性仍需深入研究。


5. BTLA靶向藥物研究進展

作為近年來腫瘤免疫治療領域一個備受關注的新興靶點,BTLA靶向藥物,特別是與其配體HVEM結合的抑制劑,已在多種腫瘤的臨床研究中展現出潛力,并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移植排斥反應等領域也顯示出應用前景。目前BTLA靶向藥物的研發高度集中于惡性腫瘤領域,并已進入中后期臨床研究階段。部分在研管線列舉如下表:

藥物 作用機制 藥物類型 在研適應癥(疾病名) 在研機構 最高研發階段
重組人源化抗BTLA單克隆抗體(Shanghai Junshi Biosciences) BTLA阻滯劑 單克隆抗體 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| 難治性經典霍奇金淋巴瘤 | 廣泛期小細胞肺癌 | 局限期小細胞肺癌等 上海君實生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| 上海市肺科醫院 臨床3期
GS-0272 BTLA阻滯劑 小分子化藥 類風濕關節炎 Gilead Sciences, Inc. 臨床1期
注射用聚乙二醇化重組人血管內皮抑制素 (先聲藥業) BTLA刺激劑 重組蛋白 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山東先聲生物制藥有限公司 | 中國藥科大學 | 江蘇先聲藥業有限公司 臨床1期
ANB-032 BTLA刺激劑 單克隆抗體 特應性皮炎 AnaptysBio, Inc. 臨床1期
HFB-200603 BTLA阻滯劑 單克隆抗體 晚期惡性實體瘤 | 結直腸癌 | 黑色素瘤 | 非小細胞肺癌等 高誠生物醫藥(杭州)有限公司 | Hifibio SAS 臨床1期
MB-272 BTLA阻滯劑 單克隆抗體 自身免疫性疾病 MiroBio Ltd. 臨床1期
HFB-200604 BTLA刺激劑 單克隆抗體 自身免疫性疾病 高誠生物醫藥(杭州)有限公司 臨床申請批準
MG-B-28 BTLA阻滯劑 小分子化藥 腫瘤 Weill Cornell Medicine | Mansoura University 臨床前

(數據截止到2025年11月13日,來源于synapse)


6. BTLA研究工具

BTLA作為關鍵共抑制受體,在維持T細胞自身耐受、調節免疫應答及抑制T細胞功能中發揮核心作用,在自身免疫病與腫瘤免疫中具雙重調節潛力 [8,74,10]。sBTLA作為新興生物標志物,在腫瘤預后與治療指導中價值初顯。靶向BTLA/HVEM軸的激動劑與拮抗劑研發為自身免疫病與腫瘤治療提供新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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